张润泽(邯郸学院 历史系，河北邯郸056005)
摘 要：赵学问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研究资料缺乏，有待于对文献与考古资料的深入运用；学界对赵学问概念和特质认识模糊，包括赵学问是否独立成为区域学问和其上下限如何认识；缺乏更好的学术研究平台，有待于建立能够汇集研究专家的研究机构。
关键词：赵学问；赵国；区域学问；邯郸
中图分类号：K29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462(2013)01—0004—03
赵学问研究相对落后于周边其他先秦区域学问研究。如，秦学问、楚学问、齐学问等。当前制约赵学问研究的瓶颈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赵学问研究面临的最大的瓶颈问题是研究资料的缺乏，主要指地下发掘资料的规模小、比较少，像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不足，远远落后于这个时段的其他周边地区的学问遗存。即便是传世文献，因为史料不足征造成深入研究者相对较少。可以见到的比较系统的资料只有《史记》的《赵世家》，尽管它为先秦列国《世家》里字数最多的一篇，与之相对应的如青铜器铭文、简帛考古文献的相对不足，影响了赵学问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就战国时期的赵国历史研究，古赵国都城邯郸坐落在今天的邯郸市境内。上世纪40年代，日本考古学者对赵王城遗址和插箭岭遗址进行过考古试掘调查；1957年和1959年，北京大学考古工作队和河北省原文物工作队，先后分别主持发掘了邯郸百家村一带赵国贵族墓葬近百座。1958年和1970年，邯郸文物工编辑又分别对赵王城及其东北的“大北城”(位于今邯郸市区)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基本摸清了战国赵都邯郸的总体布局及内部结构等情况。1975年在河北省第二次文物普查中，还调查了位于邯郸市区西北的赵王陵。在河北大地的石家庄、邢台等地，对战国时期的赵国遗址或墓葬也进行了考古发掘。但是，从这些考古发掘来看，赵国的青铜器制作精美，发现少，且鲜见有铭文的青铜器。“目前一方面由于盗掘等原因，发现的赵国青铜器中容器不甚丰富，无论是类别、组合均难言齐备、难成体系，尤其在冀中南地区青铜容器发现更少”[1]。除了定州竹简，赵学问考古基本没有发现竹简、木牍和帛书等古文字资料。秦学问和楚学问简帛等考古材料可谓丰富。秦学问不仅有《睡虎地秦墓竹简》、《里耶秦简》等竹简资料，而且带铭文青铜器发现很丰富，促进了秦学问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参与研究的学者众多。兵马俑的发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不仅带动旅游发展，还形成秦学问研究中的专门知识“秦俑学”。有学者称“秦俑学”是与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黑城学、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并称的一大显学。同样，楚学问研究范围大，横跨湘、鄂、豫、皖四省份，简帛资料之丰富位居各个区域学问之冠。楚学问研究就是楚简发掘带动起来的，楚简有：郭店楚简、包山楚简、卜博楚简、清华楚简、信阳楚简等等。新资料引起的讨论就多了，李学勤先生2001年说“研究楚学问的论著，讨沦楚学问的会议，在区域学问研究中都是最多的”[2]。相比之下，赵学问研究新资料相对不足，这是赵学问研究中的最大瓶颈。
形成这样的瓶颈问题有客观原因：先秦赵国疆域版图跨越今河北、山西、内蒙、陕西、河南、山东等省份，赵地所处的各个省份的文物部门只是适应当地基础性建设需要，对涉及赵国墓葬、城址进行抢救性发掘。这样，获取的地下资料相对零碎和分散。加上历史上这个区域盗掘严重，多未见比较可观的带铭文青铜器和简帛资料。即便在一些墓葬和城址有赵国钱币或兵器发现，由于文物部门专业人员相对缺乏，加上资金困难等原因，有的未能及时整理和发表考古发掘报告。这样使得有限的考古资料也未能及时公布，很难用于研究。
形成赵学问研究的瓶颈问题还在于，当前一些学者在利用赵学问地下资料方面还很欠缺，尤其搜集并利用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方面还十分不足。如在全国各地发现的赵国兵器铭文资料和钱币资料长期以来未被赵学问研究者充分搜集和重视。如，第二届赵学问研讨会曹定云先生提交的论文《东北出土的赵国兵器铭刻考释及相关问题》，谈到的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东北地区三次出土的赵国兵器。同次会议还有魏建震先生的《“王何立事”戈铭文及其相关问题》对在山西临县出土的赵国兵器进行考证。还有李学勤、黄盛璋等先生对在国内和海外发现的赵国青铜器铭文撰写的考证文章。长期以来，当地赵学问学者对这些资料搜集和关注不够，研究时多选些大而无当、老生常谈的课题研究，不注重研究具体问题。
赵学问研究资料的不足是相对的。赵学问研究是不是在没有重大考古发掘的情况下，难以取得重大突破?笔者认为这取决于研究者的学术素养和选题是否精当。战国赵国的资料相对不足，但是，反映赵氏先祖在晋国活动的传世文献如《左传》、《国语》和《史记·晋世家》等资料相对丰富。而且，晋国地下资料出土也不少。山西省对赵国早期都城晋阳遗址进行了勘探，特别是1975年《侯马盟书》问世，还有河南温县出土的春秋晚期晋国卿大夫之间举行盟誓时记载誓辞的文书《温县盟书》，以及1988年出土的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对早期赵氏研究提供了地下考古资料。基于赵氏在晋国的特殊性和文献资料的相对丰富，白国红教授著有《春秋晋国赵氏研究》一书，该研究立意高远，考证深入，成为赵学问研究的上乘之作。可见，在现存资料许可的情况下，赵学问一定还有类似的研究空白尚待填补。如：著名赵国诸子慎到、荀子、公孙龙子等研究已经不少，却不见将其与赵学问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论著。
第二，制约赵学问研究的瓶颈问题，还在于学界对赵学问概念和特质认识模糊。“赵学问”这一区域学问概念在先秦区域学问研究中还未被充分使用，其他区域学问很少直接称呼“赵学问”这一学问概念。赵学问被冠之为“燕赵学问”、“晋学问”或“三晋学问”。如《齐学问与先秦地域学问》一书，也没有把赵学问作为先秦时期独立区域学问看待，而把赵学问视为晋学问的一部分。[3]这种把赵学问看作晋学问的一部分是不科学的，“韩、赵、魏三国并不是在原来晋国的疆域内继续发展的，因为在晋国灭亡前后，韩、赵、魏三国的疆域都有一定的扩张，其学问要素都融人了不少其它学问因素。又因韩、赵、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状况不同，在各自的学问上亦有不同的表现和反映。”“因此，赵学问虽与晋学问同源，但已是具有独自特色的古代地域学问了。”[4]多数学者还把赵学问与燕学问并称为“燕赵学问”，就像齐鲁学问、吴越学问一样。孟世凯先生认为“过去研究区域历史学问往往以齐鲁学问、吴越学问、巴蜀学问这种双系学问相联系”[5]，后来有了分开研究的倾向，如：燕赵学问分别为燕学问与赵学问。有学者认为考古学界不承认有赵学问概念，这是不对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过燕赵学问概念，想必也承认赵学问概念的存在。去年河北考古学者段宏振的新著《赵都邯郸城与赵学问》，书中专门章节从“赵学问的发生与孕育”、“赵学问的形成”、“赵学问的独特性”三个方面论证“赵学问的形成历程”。[6]说明从事邯郸城考古的学者是承认赵学问其独特的概念和特质的。
造成赵学问概念认识上的分歧多集中在赵学问的下限上。有的学者认为赵学问就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历史与学问。董林亭、孙瑛认为赵学问下限应该限定在西汉刘氏王朝统治的初期，具体化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孙继民、郝良真认为赵学问下限应该到两汉，两位学者曾撰书《先秦两汉赵学问研究》。孙继民认为“大家现在所理解的赵学问，如果从原生态上讲是战国时期，两汉作为延伸”。郝良真谈到“赵学问的研究对象问题”时曾指出，“有的上溯到磁山学问，下到战国，兼及两汉。也有人提出新的看法。我认为历史不能追溯太远，也不能下至无限。上限在赵国建国以前，下限到两汉时期。不确认就会误导人”。邯郸市文物研究所所长乔登云表示赵学问的范畴为“战国两汉”，认为赵学问应该与其他学问相区别，不然何谓赵学问。邯郸赵学问研究所所长侯廷生认为：赵学问“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定型于战国，在两汉及魏晋南北朝之际尚有奄留的赵学问等地域学问的延展”。“把自春秋以来的赵学问的下限放在唐代”[7]。还有的学者把赵学问下限无限延伸，把赵地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区域学问统称为赵学问，这是不妥的。这些分歧至今未能统—，势必影响赵学问研究内容的一致性。
最近，孙继民先生撰文谈了赵学问分期问题，应引起大家的重视。他提出“赵学问作为一个地域学问概念，直接来源于战国时期的赵国。但赵国作为一个政区名称和实体，又不仅存在于先秦时期的战国，而是也存在于两汉时期，虽然先秦时期的赵国与两汉时期的赵国有着显著不同，前者属于独立政治实体的诸侯列国之一，后者则属于统—王朝之下的地方封国之一，然而两者在学问形态和性质上却有着诸多关联。”“赵学问的历史分期至少应该包括先秦时期(作为诸侯列国)的赵学问和两汉时期(作为地方封国)的赵学问两大时期。”“先秦时期的赵学问存在春秋时期作为家族学问的赵学问和战同时期作为列国学问的赵学问两个阶段。”[8]这就廓清了赵学问研究的范围。当前赵学问研究者必须取得共识，这对消除赵学问研究的瓶颈问题是有益的。
第三，制约赵学问研究的瓶颈，还在于一直以来，没有建立汇集邯郸当地、省内乃至于全国的研究专家进行研究的赵学问研究机构。当然，澳门京葡网站赵学问研究所成立较早，也组织过一定规模的赵学问学术活动，该校学报也外辟“赵学问研究专栏”，为赵学问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赵学问研究缺乏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没有像山东齐学问研究院那样，长期以来，组织一支团队，汇聚当地和外地专业学者，有计划有步骤地深化齐学问研究，结出了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与齐学问研究相比，赵学问研究也适应了上个世纪80年代区域学问热的需要，邯郸在1987年就召开了全国首届赵学问学术研讨会，而全国齐学问首届研讨会是1988年召开，比大家稍晚。但齐学问首届研讨会之后，并没有沉寂，从1990年开始到现在，齐学问研究院承担了国家级、省部级及其他各级各类课题100余项，出版学术专著10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0余篇，1989年在《文史常识》杂志第3期首开“齐学问专号”。1999年与《光明日报》首辟“齐学问研究笔谈”。全国学者广泛参与的《齐学问研究丛书》为国家“八五”重点图书与重点出版项目，含书43种，共计1100万字。齐学问研究院先后举办了10余次国际性、全国性、地区性齐学问学术研讨会。
但是，全国赵学问首届学术研讨会之后，到全国第二届赵学问研讨会在2005年召开，中间相隔18年。这是赵学问与其他区域学问研究差距的18年。当然，中间也有省内学者在赵学问研究方面孜孜不倦的努力，如沈长云在为他的研究生选题方面，就经常把赵学问研究作为学生的选题方向。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赵国史稿》是近年集赵学问研究之大成的力作。孙继民和郝良真两位先生把多年在赵学问方面的研究论文汇集成册，出版有《先秦两汉赵学问研究》、《邯郸历史学问论丛》两部专著。其著作注重小中见大、见微知著，其中的研究论文，多是对赵学问具体问题的考证，具有高深的学术素养和功底。邯郸学院胡广文、康香阁等《赵学问资料汇编及注释》一书也是赵学问研究资料整理的成果。但是，因为一直没有建立一支汇集全省乃至全国学者参与的研究机构，缺少一支能协同攻关，有计划地从资料整理到分类研究的学术队伍。这样，一段时期赵学问研究陷入单打独斗、散兵游勇式的研究状态。除了以上这些优秀著作之外，赵学问研究选题范围长期以来还停留在研究“胡服骑射”、荀子思想、长平之战、赵长城等老问题上，对赵国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制度、科学技术学问、疆域问题等研究深入不够，有些研究还存在研究空白。赵学问研究还面临着社会学、学问学等研究方法和理论上的研究突破等问题，系统的赵学问理论没有建立起来。长期以来，因为赵学问研究缺乏统一协同的组织，因为新材料发现少，无法吸引全国性的先秦秦汉史专家的广泛参与。这就拉开了赵学问研究与齐学问、楚学问、吴越学问、巴蜀学问等地域学问研究的距离。这也是赵学问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瓶颈问题。
令大家欣喜的是，邯郸学院学报的“赵学问研究专栏”在2000年后先后汇集成两部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即辛彦怀、康香阁主编的《赵学问研究》和杨金廷、康香阁主编的《赵学问与华夏文明》，汇集了近年来赵学问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对全面系统地研究赵学问大有裨益，得到社会广泛好评。澳门京葡网站侯廷生主编《赵学问论集》一书，也是新的赵学问研究成果。邯郸学院在“赵学问与区域经济”市级重点学科的基础上，于2008年6月成立“赵学问研究中心”，是面向院内外专业人员开放性的科研机构。邯郸学院历史系“赵学问专门史”又评上“河北省重点发展学科”。加上以前一直参与中国先秦史学会学术活动的澳门京葡网站赵学问研究所，致力于赵学问研究和赵学问产业的开发工作。相信赵学问研究会逐步形成一支科研团队，发布高质量的研究课题，更有省内外赵学问专家的广泛参与，消除赵学问研究的瓶颈问题指日可待。
注释
[1]徐海峰：《赵国青铜学问简论》，《澳门京葡网站学报》，2005年第3期
[2]李学勤《对楚学问研究的重要贡献——读《长沙楚墓》》，《中国文物报》，2001—04—11
[3]邱文山、张玉书、张杰、于孔宝《齐学问与先秦地域学问》，齐鲁书社，2003年
[4]石永士，刘忠伟《赵学问要素和学问特征探索》，见：《赵学问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
[5]孟世凯《区域学问研究刍议》，《中华学问论坛》，1998年第4期
[6]段宏振《赵都邯郸城与赵学问》，科学出版社，2009年
[7]侯廷生《赵学问、燕赵学问等概念的学问边界辨析——兼论赵学问发展延续的上下限》，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哲学社科版)，2005年第3期
[8]孙继民《赵学问的分期及赵国新材料的发现》，《光明日报》，2009—06—02
